一、体现德治的内容？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学说，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想法。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提高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想法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觉悟。儒家的德治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儒家的德治对于维持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影响。
二、德治法治对联
[上联]：人心是杆秤 [下联]：法律是准绳
[上联]：世间有公道 [下联]：法域无私情
[上联]：以法治国铸伟业 [下联]：秉德安民兴中华
[上联]：政通人和民心暖 [下联]：法严风清国运昌
[上联]：绊人的桩不在高 [下联]：违法的事不在小
[上联]：法，立法，立公法 [下联]：人，做人，做好人
[上联]：宪法灵魂家喻户晓 [下联]：法制意识深入人心
[上联]：事理情理依法明理 [下联]：慎断善断秉公决断
[上联]：民主凸现充分尊重人权 [下联]：法制彰显规矩成就方圆
[上联]：法治长城始于一砖一石 [下联]：诚信文明来自一言一行
[上联]：民主凸现充分尊重人权 [下联]：法制彰显规矩成就方圆
[上联]：诚信是现代文明的晴雨表 [下联]：法制是社会生活的红绿灯
[上联]：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下联]：法治国而安，德治国而兴
[上联]：从政廉为本，应无半点私情
三、东周德治缘故？
东周的政治制度德治缘故？
主要是军事实力不行，只能满口仁义道德，次要诸侯分化的不幸命运
需要注意的是各诸侯国自从天下政治体系中分化独立出来时就面临不幸的命运：
各国的政权结构是周室政权结构的分化物，二者本质上没有几许差别。然而，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新的提高，与经济生活有不同联系的各个社会政治力量出现了不同的变化，各国政治结构的变化向政权结构一次次地提出挑战，各国的政治秩序注定要走向混乱，政权结构的变化在所难免。
保护旧政治结构和政权结构的传统礼仪意识开始被全社会所淡漠并被逐渐抛弃。独立了的诸侯国民族政权已不能像它所由之分化的旧政治结构那样可以得到某种礼仪意识的有力维护，社会生活中对礼仪意识的亵渎和恣意变幻，使其所论证的政权结构也在大众心中丧失了原有的威严感
3在旧社会制度及其礼仪意识因不合时宜而被行将抛弃的经过中，新的社会制度及其想法意识始终处在探素、酝酿和充实阶段，有探索就有失败和反复。诸侯国民族政权内部的各要素怎样进行结构上的重新组合；以政治结构为存在基础的政权结构，怎样反过来影响和控制社会政治结构，其探操作本身就无法免除政权结构的动荡。
社会结构影响民族政权变化
东周时期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组合形成客观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些政治力量都有民族政权上的要求，它们一般都是按照与在政治结构中相同的分量参与民族政权，组成政权结构的。一定社会的政治结构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民族政权结构的变化：
该社会各政治力量通过武装对抗的方式争夺民族政权，最后由势力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军事手段摧毁敌对政治力量后，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权结构；而当政治结构变化后，那些原来未能进入政权结构中的政治力量仍然可能因力量的增长而建立武装，与排斥它的政权结构进行公开的对抗，如贫民阶层的扯旗造反、失势贵族的割据反叛，以及社会在政治分裂期的对峙政权，均是定政权结构之外的某种政治力量企图凭借自己的实力从外部摧毁该政权结构，夺取原本属于对方的权力，改变原有的政权结构。
社会各政治力量可以凭一定的规范性程序，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人物，并让其进入民族政权，参与政权结构。那些在政治结构中势力强盛的政治力量可能拥有更多的选票，从而按照一定的规范程序，他们的代表人物在政权结构中就能取得更核心的地位；那些在政治结构中势力弱小的政治力量，可能拥有较少的选票，从而他们的代表人物在政权结构中就只能取得非核心的地位，甚而不能参与政权结构。而当各政治力量的不同消长改变了他们在原政治结构中所占的分量时，新一轮的选举又提供了改变政权结构的机会。
专制政权没有选举制度，专制君主制是一种以君主终身制和嫡长子继承制(或兄终弟及制)为基础的固定不变的政权模式，这种政权存在与交接的模式使政权结构与政治结构的变化失去了联系。模式的始作俑者及其身体力行者正是幻想割断这种联系后，自己能任凭政治结构变化，稳占政权结构核心，万世一系地保持自己的私族利益。
列国时代政治变化是必然动向
由于列国时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客观演变，各国政权结构的变化成了必然的动向。任何政权结构的变化都是通过当事人的活动实现的，由于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及具体情况等各种缘故，政权变化大体上要通过当事人的密谋式活动来实现。以密谋的手段实现一个具体的权力目标，可以视为政权结构的密谋式变化，或称为政变。政变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自古不是只为某些落后政治势力所采用，也不是先进政治势力不能采用。说到底，它是特定政治环境下变革政治的一种形式。
在一定的政权结构中，不同阶层都有代表不同利益的人物，他们在政治难题上时而相对立，时而相认同；时而是相对立中有相认同，时而是相认同中有相对立，表现出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某些政治人物间、如果相互对立性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有些人因感到自己的某些主张难以实施、利益受到损害，或感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某种威胁，于是就要在政权结构内部以某种密谋的局部暴力方式清除对方。他们或者残害与自己相对立的政治人物，或者逼迫对方离开权力位置，将其赶出政权结构之外，以此提高自己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扩大自己对该政权的影响力。
不管这类事件的当事人和后来的大众认识与否；这种政治行为就实质而言，是在追求政权结构内部的各政权要素重新组合，事变的发起人是要在政权要素的重新组合中实现政权结构的理想化，他们只是为了促成这种重新组合采取了局部暴力的方式；为了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才进行了密谋策划。因而，从政权结构的角度考虑，任何政变实质上都是一定政权结构中的某些政治人物用密谋策划的局部暴力方式，清除自己政权结构中的政敌，进行政权要素的重新组合，以组成新的政权结构。
高层政治权的矛盾激化
在君主专制的民族，其政权体系是一种宝塔式的等级制，越往上层，权力越是集中，权力所受制约也越小。处在高层政治圈中的人物，亦即政权结构内部的人物，每一位都是和拥有相当权力的人物打交道，那一权力少有制约，随时可以施加于自身而不受追究，因而高层政治圈中的人物总是相互间有极强的戒备心，他们具有类似“伴君如伴虎”的心理，这种心理恐惧和心理戒备使高层政治圈中的矛盾最易激化。任何社会范围内都有矛盾，但一些尚未充分提高的矛盾，到了高层政治圈中，即能变得尖锐剧烈化。
利益动向各国产生政治变化
高层政治人物常常是出于对政敌的戒备和自我防卫而发动政变、致死政敌的政变的发动直接在于利益的驱动。一定政治人物发动政变的现实目标是在政权结构中获得更高的权力位置，但实际上，权力位置的上升只一个中介目标，通过权力位置的上升，这些政治人物除了能获得战胜政敌后的自我安全外；还有许多利益上的满足：
可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在政权结构的中心位置上更充分地实现自我价格。
是可以极大地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由于权力和爵位的升高必然随之有封地和采邑的增加，必然有更少限制的巧取豪夺。
是可以有更丰盛的物质享受，在等级分明的国度，一个君王的个人享受是和一个公侯大夫迥然不同的。一种争权的政变本身就包含了夺利的成分，利益的诱使使许多政治人物铤而走险，敢于发动争权的政变。
因此，东周时期的政治更替变化是一种历史提高的必然动向，是一定政权结构中的政治人物用密谋策划的局部暴力方式而进行的政权要素的重新组合。也是专制制度下政治结构影响政权结构的常规途径，是特定社会中政治运动的必然产物。
四、德治申论范文
德治申论范文一直以来都是公务员考试备考的重点内容其中一个，具有很高的参考价格和进修意义。在社会风气逐渐正向的今天，更加需要加强德治建设，培养杰出的公务员队伍，为民族的提高和繁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德治申论范文是德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进修范文可以了解规范和提高自身写作水平。
德治申论范文的重要性
德治申论范文所体现的是一种理念和态度，是对社会文明提高的思索和呼吁。在公务员考试中，写好德治申论范文可以展现考生的想法意识、道德水准和表达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考生对社会提高、政治形势等方面的了解和把握。正因如此，德治申论范文被视为考核考生德政能力和文化素养的一种窗口，也是提高整体分数的关键。
怎样写好德治申论范文
要认真审题。德治申论范文题目通常与社会热点、新闻事件相关，考生应深入领悟题目要求，把握命题的背景和要求。要明确立意。写德治申论范文一定要有主题和立意，明确自己的见解和态度，不能站在模糊不清的立场上进行表述。
再者，要注重论证。德治申论范文需要有充分的论据和事实依据来支撑见解，可以引用数据、事例、专家见解等来增强说服力。同时，要注重论述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做到言之有据、有条理。
除了这些之后，要注意语言表达。文笔的流畅与严谨是评价德治申论范文的重要标准其中一个，考生应尽量避免语法错误、逻辑混乱和表达不清晰的情况。可以适当使用一些修辞手法和比喻，增加文章的丰盛性和吸引力。
德治申论范文的写作技巧
- 明确中心想法，抓住主题
- 合理布局架构，突出重点
- 注意引用经典案例，提升说服力
- 注重语言的优美和准确性
- 掌握合适的写作节奏，避免过于啰嗦
小编归纳一下
德治申论范文的写作是一项需要长期练习和积累的经过，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才能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希望广大考生能够认真对待德治申论范文的进修，不断完善自己，为建设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德治 申论范文
德治，作为一种治理理念，指的是依靠道德规范、品德素质和行为规范来引导和管理整个社会。在当今快速提高、高度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弘扬德治理念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
德治的重要性
在一个高度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法治和德治相互结合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法律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可以限制大众的行为，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只有通过德治，即培养并强化每个人内心中的道德意识和良好质量，才能为整个社会建立起一套稳定、可持续的价格观。
德治与申论范文
申论范文中，德治小编认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经常被提及。德治的核心在于引导大众追求善良，倡导正义公平，注重个人素质，塑造高尚质量。举办德治主题的申论比赛，可以激发公众对于价格观的思索和探讨，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向善向上。
德治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德治通过倡导杰出品德和良好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德治倡导真诚守信、尊重他人、守法遵纪等良好行为，可以消除矛盾，减少冲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 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德治鼓励道德榜样的培养和宣传，大众将追求道德的行为视为一种流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 提升社会凝聚力：德治可以激发社会成员的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德治
德治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需要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下面内容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德治的几许方面：
- 注重个人素质：通过自我反思和进修，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和品德素质。
- 尊重他人：与他人相处时，要尊重他人的权益和感受，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 宣传德治理念：通过各种媒体平台、社交网络等途径宣传德治的重要性，引导他人关注并践行。
- 培养社会职责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关心社会难题，为社区和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小编归纳一下
德治小编认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格观，不仅需要政府和法律的引导，更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共同创造一个重视道德、崇尚善良的社会环境，我们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提高。
六、基层德治的经验行为？
我们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格观，建立健全道德评议机制，适时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影响。
组织开展科学常识、卫生防疫智慧、应急智慧普及和诚信宣传教育，深入开展爱乡卫生运动，遏制各类陈规陋习，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七、以德治国的名言？
遵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大道，道就是客观规律，要遵道重德，德就是人品。
要顺应天然，顺应道德，顺应法，律顺应民心。努力做个健壮善良勤勉正义诚信而又开心之人，方能战胜人生必然遇到的各种磨难和疾病，力争度过一个健壮平安高兴的美妙人生。
追求实现人民快乐。民族富强，民族复兴，全球大同的伟大理想。
八、先秦时期德治的背景？
礼”起源于原始先民的宗教仪式，商代社会生活宗教化，以祭祀为主的宗教仪式典礼化、制度化、周公制礼即“因于殷礼”，因此西周的所有礼乐文化都笼罩着宗教的味道。
西周王朝制礼作乐、明德慎罚，实行伦理宗教与伦理政治结合的治国方针，对民族长治久安起到了重大影响。然而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随着政治危机的加重，社会秩序与伦理秩序陷入了混乱，“德治”作为宗教伦理对秩序的约束力日渐失去了效力，面对这种局面，统治想法开始动摇，“何以为治”成了主导难题，一时刻这种分封制动摇和礼制崩溃导致了大量的政治家和想法家的争辩，礼治思潮逐渐被推上了浪尖。
孔子所称颂的“郁郁乎文哉”是对西周最鼎盛阶段的概况，西周的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原始，这一切都与周公的“制礼作乐”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原本广泛的礼制范围后来逐渐清晰化。当然，周公对礼制的创造，主要是依托在宗法分封制基础上创立的，因此有着深厚的社会组织基础。具体地说，宗法分封制是为了稳定周初政权而采取的一项政治措施，同时也是周人在灭商以后对新获得土地财产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分配的一种方式。
围绕在此基础，西周才建立起了一套礼仪制度，我们常说的“大礼三百，曲礼三千”，从上层管理到日常生活，在不同贵族阶级衣着、宗庙、乐器等区别上，社会的秩序得到体现并受到了维护。西周的礼制正是这样一种象征并维护强化政治等级制度所规定的社会秩序的体系。
“德治”崩溃，“礼治”崛起
小编认为‘庄子·天子’里面谈到“以天为宗，以德为本”，这种精粹的概况，可以说周人灭商成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和维持其统治，必然会为其政治寻求合理性和依据，并且提出治国的方案，而“德治”正是周人反复强调的治国指导方针。
“德治”提出，是依托于天命神学想法学说为前提的，这种想法从原始宗教意识提高而来。当然也是站在社会基础之上，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且开始形成民族政权时，原始宗教被统治者所垄断掌控，成为了民族政权掌控下的官方信仰体系（官方宗教）。
也就是说“王权”受命于天，周王为了把政权维持下去叫“永保天命”，并且在此基础上提高创造出“以德配天”的新想法概念，创造出政治和宗教伦理相结合的统治策略。
统治者实行德政，怎能得到天命的继续支持，反之则会遭到惩罚，上天可以收回权力转交给另外一个有德行的人，这就是把“德”作为天命转移的终极依据，也为周代商的正统性奠定了舆论基础。
随着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周王朝统治出现危机，进入春秋时期，可以说春秋的社会具有一定的过渡，这个时期的历史，各个方面都在为接下来的战国阶段起着启下的影响。随着政权的动荡和权力的下移，原本的政在贵族下放到政在大夫的局面，整个以宗法分封的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也在这种社会变动中开始瓦解。
一方面，宗法分封制层层分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地位和权威，然而终春秋一世，周天子这一天下大宗地位日趋下降，只落到形式上的共主。而这种统治模式下上下有序等级，靠着道德维系的统治权也遭到层层破坏。
原本是统治结构中下一级的统治者（诸侯），却凭着自己日渐强大的实力跃迁向上获得了新一级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的僭越君权，他们不再愿意按照原来的等级鲜明道德行事，而是直接越过礼法，开始行祭祀之礼，这样意味着天子之礼被打破。
德治想法与天命神学，宗法制度和统治者个人的德行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德治”所依附的主体崩溃，其也就失效了。“德治”想法的奔溃，是春秋社会影响和想法文化影响共同影响的结局。
“礼治”的提高和主导地位
周人的意识是敬德主张的，付诸社会操作的则是以礼仪制度的设立，对周人来说，德和礼是治国的二柄，“德”是政治指导想法，以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力量引导和凝聚人民，更多的具有伦理教化功能；而“礼”则是对“德”的具体表现，是施政为民、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实质性措施，具有制度的强制性力量。
从“德治”到“礼治”，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德是礼赖以生存和付诸操作的力量和前提，礼则是以德为政的保证；如果没有礼，也就是没有作为规范性质的由民族机关制定并强制执行的礼去协调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转。在此基础上，“德治”奔溃，”一些政治家、想法家们为了恢复政治秩序，对“礼”进行了反思和重释，提出“以礼治国”的主张，因此形成“礼治思潮”。
由于周末王室统治日渐衰微，此时诸侯崛起，争霸一时，随着卿大夫的上升，其家臣也随着上升，周王室所用的宗法制治国遭到了撼动，政治秩序也逐渐混乱。因此，作为传统想法的“德治”逐渐失去了功效。正是这种背景下，礼治的想法开始萌发并得到了推广。
实质上礼崩乐坏标志着周代政治文化模式核心的裂变，极有可能提高成为两种相反的主张：或者废弃礼乐制度，或者恢复；正值此时“何以救世”的思索，纷纷都在声张恢复“礼治”，并且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一时刻，“礼治”思潮就像春风一样，吹满了中原大地。
想法家和政治家们开始追根溯源，不断对“礼”的实质进行探讨，无非就是为了论证礼的社会功能，即以礼治国的合理性。因此要求全员都以礼修身，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能够为社会的稳定奠定基础，从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实质上这是从“德治”演化而来的，然而就当下的社会背景，又对“德治”进行了摒弃。因此，礼对个人的价格论述和礼治想法息息相。
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让政治家们无暇他顾，急切的想要解决社会政治混乱的难题，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礼”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因此“礼治”逐渐成为了一个政治学范畴，从原来的宗法礼仪符合变成了政治文化符号。
众所周知，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称号，礼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可以用源远流长和面面俱到来形容。而“礼”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用来作为政治领域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则，特别是在先秦时期的运用。
在“礼治”的提高中，它作为某种抽象概念一直在不断地提高变化着，其内涵从周代宗法制度礼仪转变成了春秋战国时期所需要的政治之立，再上升演化到了孔孟的道德之礼。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模式和符号都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礼治想法随着“礼”本身的内涵变化而变化。而礼治思潮在春秋政治生活中的突出表现，主要体现为从“德治”到“法治”的桥梁影响，并且对后世的政治想法和操作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九、仁德治国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共400多位皇帝，只有极少数能广受肯定，他们要么是鼎盛王朝的开创者，如刘邦、刘秀；要么文治武功强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
但在历代众多大家眼中，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汉文帝刘恒才是千古明君的标杆：
他是《史记’里面评价最高的皇帝，司马迁称赞“霸陵如故，千年颂声”；钱时、邱濬、谢肇淛、曾国藩等人都认为他是“三代以来最贤君主”；明末想法家王夫之则认为：“汉兴，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当然，他也是西汉有庙号的四位皇帝其中一个（其他三位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汉宣帝）。
汉文帝的明君名声并不是空穴来风。对于皇帝来说，并不是只有开国、打仗才是历史功绩。汉文帝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历史最需要的时候登上了舞台，其后又用最合适的方式，解决了众多阻碍西汉王朝提高的矛盾，为强汉的出现开启了可能。
孝文帝刘恒幸运登上帝位，是西汉统治阶层剧烈矛盾的产物
刘恒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捡漏王”，他之因此能幸运登上帝位，“得益于”西汉统治集团矛盾的白热化。
当初刘邦死后，西汉朝廷的大权归于“与高祖共定天下”的吕后之手。为了巩固权力，她一手扶植、培育吕氏外戚的势力，一手打压、削弱刘氏宗室。高压的环境下，除了惨遭不幸的戚夫人、刘如意母子外，其他藩王也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而时任代王的刘恒和母亲薄姬，则因卑微的出身、低调的为人，得以安然无恙地待在远离权力漩涡中心的代地。
吕后在世期间，虽然有违背白马之盟、分封诸吕为王的过界行为，但一来她的威望、手段、身份不可撼动，二来她保证了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功臣集团的利益，因此双方相安无事。但吕后并不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的道理，在她死后，仍霸占西汉权力中枢的吕家“官二代”们已经成了功臣、宗室严重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180年，吕氏全族“被叛乱”，遭到了周勃、陈平以及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人的联合诛杀。
就像吕后临终前指出的那样：“今吕氏王，大臣弗平”，这一事件其实是功臣、外戚两大集团间矛盾的总爆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陈平、周勃以及宗室主动发起的宫廷政变，但由于他们掌握了““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道德优势，才显得合情合法、理直气壮。
在这之后，围绕着“拥立谁为皇帝”的收尾职业，掌握了大权的功臣们很费了些脑筋。当时的四大人选如下：少帝刘弘、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但少帝是吕后所立，长大后定会对功臣大加报复，排除；淮南王年纪太小、舅舅家太凶悍，排除；而在诛吕中立下功劳的齐王学说上最适合，但一来他性格强势，二来舅氏名声不佳、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吕氏，随之也被淘汰。
经过详尽的分析斟酌后，原本最没有存在感的代王刘恒成为了首选，他为人低调、“仁孝宽厚”，而且母亲一族风评“谨良”，于是幸运地被周勃等人迎立为新一任皇帝。
虽然因矛盾而幸运捡漏，但这些矛盾也注定了刘恒的皇帝宝座并不好坐。
功臣们斟酌再三、殚精竭虑挑选皇帝，核心述求就是为了有效保证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倾向于挑选一个成年且口碑较佳的宗室子弟；
但这件天上掉馅饼般的好事，却让刘恒心生狐疑。在接到来自长安的邀请后，刘恒召集部属开会，不少人对周勃等人的小算盘极为怀疑：“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即这些功臣老将精通军事、 深谙权谋，出于地位、利益的需要才邀请刘恒为帝，野心勃勃、不好对付。
其后经过亲信宋昌的分析、找人占卜、派自己的舅舅去京城踩点后，刘恒才终于下定决心动身进京；而随后在长安附近的渭桥上，周勃与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较量、试探后，刘恒才安然登上了帝位。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汉文帝的为政既不能毫无作为，否则即有可能沦为傀儡；又不能过于刚猛直接，要不接着世海昏侯被废的尴尬一幕极有可能提前上演。怎样处理皇权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维持双方的权利平衡、维持统治的稳定与提高，对汉文帝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极高要求。
汉文帝这样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以软化硬、无为而有为
之前远在代地的汉文帝，其实是法家学说的拥护者，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刑名之言，向来以刚猛、直接、不讲情面而闻名，秦朝的灭亡正是与此相关。
但汉文帝的强大之处在于，面对统治阶层内部的重重矛盾，他能够控制自己原本的学说倾向，改为运用谋略、智慧加以应对，巧妙地软硬结合、胡萝卜加大棒。
进宫后，他一方面让亲信宋昌、张武统领禁军、安抚皇宫，另一方面对诛吕事件定性：“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顺势对功臣、宗室大加褒奖。
正式即位后，陈平、周勃、灌婴等元老仍旧被委以要职，同时还与宗室诸王一同被重重赏赐，比如周勃被加封食邑一万户、黄金五千斤；陈平、灌婴每人加封三千户、黄金二千斤；其他参与诛吕的人员也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但在局面稳定后，汉文帝就通过迂回、柔和的方式劝退功臣集团的骨干人员、收回皇权。
比如对于元老派的实际首领周勃，汉文帝起先让人对其进行暗示、游说，以“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的措辞，提醒长期处于权力核心的周勃应当急流勇退，以避免功高震主。
周勃自愿下野后的第二年，由于陈平去世，汉文帝又把周勃召回了相位，以此造成“相位仍在功臣集团内部交替”的印象，对元老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安抚、迷惑。
但到了下一年，由于多次发生日食，汉文帝利用古人的迷信心理、对古制的信奉，迫使周勃回到封地，实际上就是再次下野，丞相职位转移到了威望、能力更加逊色的灌婴手中，由此一步步淡化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对于反对者，汉文帝则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匈奴入侵的机会起兵，汉文帝下诏只追究元凶，许诺对顺从朝廷的济北官吏、百姓甚至叛乱者都予以赦免，迅速瓦解了对方的斗志。
而对于自己的嫡系，汉文帝同样采用艺术、柔和的处理方式。当初在代地的亲信张武受贿，他没有简单的付诸司法部门，而是当众对其大加赏赐，等于告诉对方：你要是缺钱，可以找我要，干嘛干出受贿这种有辱斯文的事？张武无比羞愧，其他大臣也深有触动，担心背上道德包袱而自我约束。
公元前170年，自己的舅舅薄昭杀害朝廷使者，汉文帝于是命令一些大臣陪其喝酒、为其哭丧，迫使薄昭无奈自杀。
怎样样？经过上面的分析这类柔和、攻心而非流血的方式，汉文帝稳步收回了皇权、缓和了汉初统治阶层的激烈矛盾，使西汉王朝步上稳定、健壮提高的轨道上，为文景之治的创造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对于民族治理层面的矛盾，汉文帝开创了仁德模式
承接秦末及楚汉相争长久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局面，汉初刘邦、吕后在位时致力于提高生产、恢复秩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缺乏体系性、稳定性，到了汉文帝即位时，外有匈奴无穷尽的索取，内有日益严重的剥削、奢靡之风，导致朝廷民族财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顿。
同时，汉随秦制，秦朝时期的严刑峻法治理模式引发朝廷与百姓对立；西汉初年，出身秦朝官吏体系的萧何编订了《九章律》，虽然本着“约法省禁、蠲削烦苛”的制度，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减缓，还删除了一些不合时宜条款；但仍与秦律类似，法律制度、指导想法、定刑标准几乎一致无二。
因此，在治国层面，汉文帝即位时面对着两大矛盾：老百姓对于更好生活条件的渴求，对长期以来残酷刑法的排斥。
对于怎样解决这些难题，文帝的思路是“毋烦民”。
这一政策的核心宗旨是致力于提高汉王朝百姓的生存环境、生活水平，注重社会满意度，从而实现社会稳定、统治有序。
在经济方面，采用天才政论家贾谊“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主张，以减田税、轻徭役等降低负担的办法，刺激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比如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他两次下令把土地税由1/15减到1/30，自此之后，这一税率就成了汉代定制。在公元前167年，鉴于国库丰盈，他甚至还下令免去当年全部田税。
除了这些之后，汉文帝还“偃武兴文”，把成年男子服役期由一年一次降为三年一次，极大缓解劳动力压力；开放原本归属民族的山川鱼泽、准许私人采矿，甚至允许民间铸币。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民间负担、避免滋生盘剥的土壤，汉文帝在位23年，从头至尾厉行节俭、生活标准从未提升，“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发现任何对百姓的不便之处，一律立即纠正；赏赐功臣毫不吝啬，但自己修建露台，听说需要花费百金就立即停止；虽然身为皇帝，但除了重大场合，他随时穿着粗丝衣服，后宫宠妃也不准身穿长衣；他为自己修建霸陵，内部全部使用瓦器，而非历代惯用的金、银、铜、锡等。因此朱熹称赞：“三代下面内容，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在汉文帝的一系列鼓励措施及统治阶层的以身作则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实现了极大恢复与提高：“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而在让百姓受困已久的刑法领域，汉文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即位当年，他就力排众议，废除了“收孥连坐法”，即废除以往一人犯罪、全家受牵连的制度，这是法制文明一大跨时代的提高，具有超前的法治灵魂。到了公元前169年，他又废除了肉刑，即对于犯人不再动辄砍手、跺脚，而是改为鞭、杖责打。这些举措，极大扭转了长期以来紧张的阶级矛盾。
汉文帝在位期间，多次下令对民间的孤独老人、贫苦百姓进行赈济，80岁以上的老人、9岁下面内容的孤儿经常获得朝廷配给的布、帛、米、肉等生活物资。每当发生灾害，他就降低朝廷生活标准、减少官员数额，同时打开粮仓、赈济灾民；除了这些之后还听取晁错的建议，采取“入粟拜爵制”，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改善农民处境、提高国库收入。
后来把中国大一统王朝推向第一个顶峰的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的“霸道”，天然是由于汉随秦制；而“王道”，其实就是先秦想法家所主张的仁德治国，汉文帝正是这一模式的开创者。
秦朝凭借严刑峻法结束了数百年的混战，但也正由于过于信奉这一法宝而二世而亡。汉初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本质上是一种短期的无奈之举，无法形成一种有效凝聚大一统王朝的治理体系。
而“本好刑名之言”的汉文帝，结合对秦朝、汉初统治经验教训的拓展资料，开创性地将仁德与法治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混战以来，虽然无数想法家呼号奔走，但直到这一时期，仁德的治国理念才得到首次尝试与践行，这是对商鞅变法以来法家治国理念一次有效矫正，也是大一统治国模式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开创。它给封建王朝的中央皇权披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极大加强了新秩序的稳定性，可谓是一伟大创举与改革。
综上咱们有这样一个感觉，汉文帝仿佛就是为了解决矛盾而出现的，虽然没有秦皇汉武那样的纵横捭阖、文治武功，但就治国成就而言，他无疑是我国封建时代最为成功的帝王其中一个。他开创的“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汉武帝刘彻之因此能成为一代雄主，如果没有爷爷汉文帝提供制度、想法、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基础，压根就无从说起。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汉文帝，就没有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会产生“强汉”这一伟大的朝代。
十、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
法治与德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但在根本目的、基本灵魂和影响方式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
大到民族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民族、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学说，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影响。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
